摘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转折点上，采用重心模型、位序-规模模型和弹性系数等方
法，对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模式及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全球经济地
理格局呈现增长态势阶段性放缓、经济重心东移、经济发展极化程度下降以及以贸易为主要动力
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以及产业链关联等演化模
式。未来，全球性与区域性经济治理、地缘关系等因素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全球
经济重心将持续东移，全球经济格局演化和国际秩序变革将加速推进，各国应携手应对全球性问
题，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
全球经济地理；经济地理格局；20世纪中叶；全球化；演化模式
作者简介：
金凤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突出贡献者，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会主任，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环保部环境影响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重点研究方向包括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基础设施发展理论与规划。先后主持近50项科研课题。作为第一负责人主持的主要科研项目，出版专著20多部，发表论文200多篇。E-mail：jinfj@igsnrr.ac.cn
对于全球经济发展而言，每一个阶段都相互联系而又各具特征，探究特定阶段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模式与发展规律，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学习成本、交易成本和交通成本大幅缩减，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生产活动的空间组织与模式不断重塑，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经历了深刻变革。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鉴以往而知未来，分析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发展模式，寻求其中的发展规律，对推动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消除绝对贫困等全球性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主要从全球贸易格局切入对全球经济地理格局进行分析，也有研究从综合视角进行分析，指出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由以欧美发达国家为单一中心的“核心-边缘”单极格局向“多极”世界演变，形成北美地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和欧洲地区三足鼎立的多极格局。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指出，在技术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发展将呈现新的变化。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基于不同类型国家探讨了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为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特征与模式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基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从整体对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模式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全球经济数据，以全球主要区域及国家为研究对象，对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进行回顾，揭示格局演变的主要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展望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未来演变趋势。本文研究的空间尺度为全球，时间跨度为1960—2019年，大尺度与长时间序列的研究能够更综合地刻画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模式和特征。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采用GDP、贸易和投资等数据作为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主要表征，分析的空间尺度包括全球、区域及国家。其中区域尺度的分析包括各经济区和主要区域性合作组织，经济区分组以世界银行分类为基准，分为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北美、南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与中亚七个地区；区域性合作组织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欧盟（EU）等主要经济和贸易同盟。
1.2 研究方法
采用重心模型计算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过程，其公式为：
位序-规模模型（Rank-size Model）在拟合收入或财富、城市规模等分布中被广泛应用，反映国家或地区财富、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特征，符合幂律分布规律。本文采用该模型分析全球经济分布的规模结构特征，其函数可表现为以下形式：
弹性系数用于反映函数关系中因变量对自变量的敏感程度。本文采用弹性系数反映全球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1.3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从GDP、货物与服务进出口总额等方面考察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研究数据来源于1960—2019年世界银行（data.worldbank.org）、世界贸易组织（hdata.wto.org）等国际组织数据库，为确保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可比性，均以2010年不变美元计，对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其中，由于原苏联的国民经济核算采用物质平衡表体系（MPS），GDP数据缺失，本文根据麦迪逊项目对历年的原苏联名义GDP进行估算，以2010年不变美元计，1960年、1970年、1980年其GDP占美国的比重约为70%、40%、30%，分别约为2.22万、1.90万、1.95万亿美元，其中俄罗斯的份额约为60%。此外，学界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划分不尽相同，如三阶段论、四阶段论等，本文采用四阶段论进行分析，并将2010年前后作为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的开始。
2 全球经济地理演化的整体态势
2.1 全球经济增长呈阶段性放缓态势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全球经济和贸易总量不断扩大，但也表现出经济增长逐渐疲软、增长率总体呈阶段性下降的趋势，每十年周期的平均增长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5.37%降至2010—2019年的2.78%。受间歇性发生的经济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形成了三个明显的波谷，分别为1975年的0.60%，1982年的0.43%及2009年的－1.67%。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体的国别收入分类，从不同类型经济体来看，高收入经济体增速呈现更明显的台阶式下降趋势，年均增速由20世纪60年代的5.42%下降至70年代的3.71%、198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2.80%，金融危机后进一步下滑至1.48%；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增速骤降为－4.49%。其他类型经济体整体增速为4.35%，比高收入经济体平均高1.32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前二者的差距为1.02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后二者差距达到2.69个百分点。
以每10年为阶段划分，从不同阶段来看，20世纪60年代，虽然全球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但大部分国家GDP均为正增长（图1）。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为阿曼苏丹国，其快速增长得益于石油开采；其次是亚洲“四小龙”及部分拉美国家，其快速增长得益于全球产业转移。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开采、工业化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为博茨瓦纳，其快速增长得益于钻石开采；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马耳他等国家则依靠石油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东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的经济快速发展依旧依靠全球产业转移，欧美及原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工业化及技术进步推动。20世纪80年代，GDP增速在6%以上的国家主要为韩国、中国、泰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塞浦路斯等国家，这些国家大部分依靠工业出口获得较高的GDP增长率，而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则因长期“进口替代战略”导致的债务危机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GDP增长率在2%以下。199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普遍进入低速增长；大部分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因经济过渡而陷入衰退，欧洲国家则因产业结构转型压力而增长缓慢，GDP增长率低于3%；而太平洋沿岸国家，包括东岸的美国及墨西哥、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西岸的东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的国家，GDP增速均在3%以上。其中，中国的GDP增速达到10%。同时，部分非洲及中东国家也因对外贸易、资源出口等取得了较高的GDP增长率。2001—2010年，除欧美发达国家外，全球大部分国家GDP增速在3%以上；2011—2019年，GDP增长主要集中在东非、西非大部分国家以及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增速在4%以上。
2.2 全球经济地理重心表现出东移趋势
在过去近两千年中，全球经济重心相对稳定地位于阿富汗地区，但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地理版图，经济重心快速西移。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崛起开启了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进程，经济重心以每年约50 km的速度东移（图2）。全球产业转移依次促进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快速发展。从不同阶段来看，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承接美国产业转移并快速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拉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第一次东移；20世纪60至70年代，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通过承接欧美日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形成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承接欧美日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耗能产业的产业转移，成长为“世界工厂”，经济快速跻身全球前列，拉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快速东移。其中，20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出现持续性高增长及拉美经济复苏，全球经济重心表现为暂时西移特征。2012年以来，尽管全球产业转移出现新的变化，高端制造业开始回流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全球重心依然表现为东移趋势。总体而言，跨国公司推动的产业转移是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首要推动者和塑造者，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过程也是全球经济格局由美国单极格局向北美、西欧、东亚地区三足鼎立格局演变的过程。
2.3 全球经济发展极化程度有所下降
空间非均衡性一直以来都是全球经济、贸易网络的一个显著特征，少数大国占据中心地位，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采用位序-规模模型刻画全球经济极化发展趋势（图3），1960年至2019年，前10、前20、前30位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分别由71%、83%、88%下降至65%、80%、85%，其份额呈略微下降的趋势但依然维持在高位。位序-规模模型的OLS回归中，帕累托系数由1960年的0.83上升为2019年的4.05，反映全球经济的集中程度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不断提升。总体而言，全球经济集中度依然维持在高位，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存在由“核心-边缘”结构逐步向多极结构演化的趋势，但经济总量仍集中在前30位国家，经济极化程度高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发展仍然由大国主导。其中，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的经济总量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都位于前十，中国、印度则分别从1991年、2009年开始进入全球前十。
2.4 全球贸易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助推器
全球贸易是全球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变的主要推力。全球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970年的29%上升至2019年的64%，贸易联系日益频繁。除受“9·11事件”及美国互联网泡沫影响，全球贸易增速降低，导致2001年弹性系数增加至3.52，以及石油危机、1980年代初欧美国家经济衰退导致弹性系数为负以外，进出口总额对GDP的弹性系数保持在0.60左右，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提高（图4）。通过进出口总额与GDP的相关性分析，发现Pearson’R=0.9748（P<0.01），GDP增长与全球贸易增长密切相关，虽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大国之间贸易冲突，贸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略有下降，但贸易增长仍是推动全球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共发生了五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企业海外投资发生空间转移，产业模块化发展、产业转移链条不断延伸，国际分工格局由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为主，全球贸易快速增长。
以近50年来贸易进出口总额前5、前20、前30位的国家占全球贸易进出口的份额分别上升了1.97、3.06、9.20个百分点，表明世界贸易集中度不断增加；受益于国际产业转移，1980—1990年份额上升最快，前20位、前30位国家份额分别上升了5.6和8.4个百分点。其中，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贸易国，中国香港、印度、新加坡、韩国、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全球位序快速上升；中国由1990年的第12位上升至2005年的第3位，并于2010年超过德国，排名第二；以德国、英国、意大利等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3 全球经济地理演化模式
基于经济发展、经济重心以及贸易等指标的分析结果表明，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表现出显著变化态势。从区域政策角度来看，区域合作、区域一体化是国家间谋求贸易合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是塑造区域格局的政治动力；从距离角度来看，一些国家凭借经济、文化邻近性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获得优势，形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模式；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互动的角度来看，贸易格局演变是国际分工的表征，产业转移是国际分工模式转变的空间结果。基于上述视角，归纳全球经济演化态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模式和全球经济的产业链关联模式。
3.1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指国家间通过各种措施消除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加强地区范围内国家在制度、区域一体化等方面的合作，使得本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更好的经济合作，获得最大收益。“开放的地区主义”成为全球经济地理演化的重要模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方式和多边贸易体制中刺激全球化活力的有效途径。20世纪中叶以来，区域贸易协定（RTAs）数量快速增长，条款深度与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增强。此外，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不断涌现。截至2021年，向WTO通报正在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有354个（图5），为1980年的30倍，全球性及区域性协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愈发突出。
根据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与区域贸易协定的条款深度，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图6）。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的诉求下，欧洲开启了全球第一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浪潮，如比荷卢关税同盟（Benelux，194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1957年）等。同时，全球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也逐步开展，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区（CER，1965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1967年），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全球的区域贸易协定较少，合作内容主要为关税减免、贸易便利化等。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度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新签订的RTAs主要为欧共体扩大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涌现，众多区域性经济组织合作深度不断加强，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分布如“意大利面条碗”互相重叠，形成了包括迄今为止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EU，1993年）、世界上最大的南北型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199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989年）等众多经济和贸易同盟。不同地区的区域化进程处于不同阶段，其经济合作的紧密程度、制度合作完善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从发展规模来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分别以全球约40%、6%、7%的人口创造了60%、30%、20%的GDP，且亚太经济合作组织FDI流入占比由2000年的34.63%增至2019年的59.74%（表1）。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将进一步延续。全球生产网络会加速在区域层面进行空间重组以缓解全球性经济风险，区域性生产网络的深度与广度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模式。
3.2 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模式
资本积累的空间扩张本性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地理空间邻近性通过较低的运输成本、相似的文化观念等使得国家间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分工之下近距离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分工有利于提升生产的稳定性，因此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溢出特征并影响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从全球五次产业转移路径来看，发生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产业转移体现了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国家因空间邻近而得以承接经济较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发展本国经济，而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本国也成为产业对外转移国家，将产业转移至邻近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实现资本的“空间出路”，呈现时空动态特征（图7）。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亚、东南亚相继形成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通过投资、贸易、生产等的转移，实现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不断变化，形成“雁阵分工模式”。几次产业转移过程中，虽然有向区域外的产业转移，但区域内产业转移占主要地位，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溢出作用显著，东亚、东南亚新兴工业体、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其中，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GDP年均增长率约15%，60至70年代韩国GDP年均增长率约10%；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约10%；越南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GDP年均增长率约7%。同时，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国际分工的区域化特征明显，许多产业链是区域而非全球的，空间邻近性在区域分工中起作用，邻近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节点——中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对于其他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具有重要意义。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不会倒退而会继续发展调整，跨国公司为减少全球化风险并提高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倾向于增加网络合作伙伴的数量并减少彼此之间的距离，采取更加垂直一体化的方式进行产业链与供应链管理，经济发展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特征将更加明显。
3.3 全球经济演化的产业链关联模式
受益于交通和通信领域的技术进步，贸易壁垒降低，生产过程分散化，1990年以来全球产业链与区域产业链成为全球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并迅速增长，国际分工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垂直与水平分工结合发展，机械、电子、汽车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服务行业是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主要行业，东亚、北美及西欧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参与复杂的全球产业分工，提供先进的产品和服务并开展创新活动；相比之下，非洲、拉美和中亚国家仍在生产供其他国家进一步加工的初级产品。1990年之前全球劳动分工为垂直分工、产品间分工主导，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发达经济体在产业分工上占据绝对优势，全球价值链活动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在40%以下（图8）；1990—2008年为水平分工、产品内分工主导阶段，跨国公司推动了全球产业布局，各类经济体在生产上开展了广泛的分工合作，产业联系频繁，全球价值链活动占全球贸易的比重由40%增长至52%，是全球价值链活动增长最快的时期；当今，在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等影响下，经济体对产业链安全、可控性的要求提升，全球产业链呈现为产业集群层面的垂直一体化与全球、区域层面的水平一体化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图9）。从不同区域来看，欧洲与亚洲地区的产业分工区域化特征更显著，其生产联系主要集中在区域内部，其余区域则以全球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占主导。汽车工业方面，金融危机之后，汽车制造业生产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以欧、美、日为代表的传统市场逐渐被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赶超，老牌汽车生产大国美国、日本、德国汽车生产比重由1980年的52.7%下降至2020年的35.1%，中国、墨西哥、印度崛起成为新的汽车生产中心。服装和纺织工业格局在过去几十年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意大利、德国一直是全球高端服装和纺织业生产大国，其产品附加值高，出口额一直排名全球前五。除意大利、德国外，20世纪80年代以前，服装生产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纺织业生产主要分布在日本、美国；而后，中国、墨西哥、印度、孟加拉国、越南等国的纺织服装业迅猛发展。2019年，中国、越南和孟加拉国服装出口总值占世界的比重达到43.7%，中国、印度纺织业出口总值的世界占比达到51.6%。近年来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以及新冠疫情等对全球生产网络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促使现有的产业分工回流至母国或转移至新地点，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将会受此影响发生新的变化，但从“全球化的三角结构”来看，即使国家的开放程度相对降低了，但在技术的“时空压缩”与资本的“空间出路”的驱动下，全球化进程不会停止，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的中介、转让者和套利者，将推动效率和成本导向的全球产业链关联模式进一步发展。
4 结论与展望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出增长态势放缓、经济重心东移、经济极化程度下降以及以贸易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态势，表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模式以及产业链关联模式等演化模式。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全球性与区域性经济治理、地缘关系等因素将进一步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同时，科技创新、人口结构转变、全球贫富差距等因素也将成为影响未来经济格局演化的重要因素。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创新将成为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将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竞争和分工中掌握主动权，并通过区域性经贸合作实现技术创新的最大收益，促使全球经济地理演化延续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溢出和产业链关联模式。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非传统安全冲突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扩大，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将持续发生变化。根据相关学者与研究机构的预测，未来15~20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在2.6%~3%之间，其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速分别约为4.1%~4.9%、1.7%~1.8%，全球经济重心将持续东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将会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至2050年，全球经济总量将会翻一番，排在世界前十位的经济体中将有六个是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
在未来的发展中，世界面临种类繁多且变化多端的全球性问题，而各类型经济体的发展也面临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与挑战。人口数量增长与人口老龄化问题、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全球产业竞争和分工模式的影响，全球外部性的治理问题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资源问题、文化与宗教冲突等给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随着全球变暖以及全球化发展对贸易需求的增加，连接北美、西欧和东亚三大区域的北极航道的新生成为可能，这将会冲击传统贸易航线，影响世界贸易格局。中东问题、南海争端、中印边境冲突、俄乌冲突等局地冲突也将对未来的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中叶以来，和平是大势，发展是主流，在当今全球格局深度调整的关键时刻，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面对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解决全球性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努力的方向。
本文虽然采用一系列定量化数据与方法刻画了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但仍存在一定不足，例如用于刻画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指标较少，没有对影响因素进一步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在上述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趋势性变化之下，对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①采用更丰富的指标刻画全球经济地理格局，从不同视角考察经济格局演变背后的深层次机制；②在全球经济大变局之下中国的战略选择。
引文信息：
金凤君，冯瑜满，姚作林，等.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模式.世界地理研究，2023，32（11）：1-12.
JIN Fengjun，FENG Yuman，YAO Zuolin， et al.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of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y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3，3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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